由于政治立场不同，香港的政团基本分成两派，一派是建制派，大体与政府和中央站在一边。

利益组织化依赖于社会本身的发育，依赖于社会自由的扩展与结社自由的保障。 PX模式除了具备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般性背景之外，在政府正式启动公众参与程序之前的社会动员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部分也值得其他城市学习。

因此，本文的努力也可以作为构建中国公众参与案例库的一种有益尝试。PX模式的结果反馈可以用来批评和诊断其他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比如价格听证会的逢听必涨就扭曲了参与程序和决策结果之间的逻辑联系，行政主体狭义地理解公众参与的程序意义，人为割断公众参与表达出来的民意对实体决策结果的政治影响力，其结果是公众不仅对公众参与程序不再信任，普遍产生参与式疲劳，而且对于公共行政过程和政府的公信力的质疑会进一步加深。当然，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仍然是处于国家权力结构下的参与，因而是一种缺省公众决策权的弱形式的参与，公众可以充分地行使民主参与权利，但不能期待最终的决策结果一定符合自己的参与意愿。但是，仅有社会阶段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PX模式。6年前所撰此文依然具有某种启蒙和模仿意义，故重新贴出，以深化对转型过程的理性认知。

因此，本文的重点即为从法律与公共行政的角度将厦门PX事件标本化，使之不仅可以走出厦门，而且可以走出环保，成为一般公共行政过程的一个典型模式。非正式的公告+评论让公众正式了解了公共行政的议题与内容，并初步酝酿正式的评论意见。）在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中，最为根本的统治与治理逻辑就是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的合一

为了丰富宪法学基本与内生概念的意涵，扩展的手段也应多样化。） [③] 关于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本内涵，可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如果持有建构型的问题意识，那么这种研究的性质固然包含解释性成分，但其核心则是某种思想的表达，而思想本身既具有价值属性，也具有改变或塑造现实的逻辑与力量，因此，这种思想性结论便具有了一定的主观性与抽象性，进而也就会扩展思想性研究结论发挥作用的空间。既然是国家权力主体，那么在解释中国政体结构时，就没有理由不考虑执政党与人民政协，否则，就是一种片面化的解释。

每个问题域既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功能，也发挥着不同的学术作用，同时，在三个问题域之间也存在着多样化的有机联系。第二，扩展问题域是中国宪法研究各种流派得以产生与交锋的学术舞台。

而冯仕政博士的相应学术努力似可弥补这一不足。冯仕政博士在解释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这一主题时提出了革命教化政体的概念，并通过国家运动的基本取向、变革目标与动员范围三个要素将革命教化政体的内涵框架化。从张翔博士的研究来看，实质上属于学术操作流程加德国学者关于宪法权利内涵的实质性理解，这样就在中国宪法权利体系化思维的过程中，把德国学者对宪法权利的理解简单地作为了对中国宪法权利内生性意涵的替代，虽说这种替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中国宪法权利研究所存在的破碎之弊，但稗贩之弊依然存在，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对中国宪法（权利）研究内生问题域的关注与阐析，比如中国宪法权利的理论基础、基本类型与功能。宏观层面的中国宪法制度现实必然会对中国宪法的中观乃至微观的制度现实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至于说中国式司法至上的具体制度形态如何，则有赖于对中国宪法相应内生问题的建构而获得的思想性结论对其的指导、构想与阐释。另外，问题的类型既规定了建构的方向，也限定了建构资源的选择与利用。秦晖教授认为专政的内涵与特质有三： 第一，它作为一种独裁是与民主宪政对立的，民主专政提法之不通，犹如说黑色的白。学术逻辑   一、问题的简要提出：学术逻辑链条的断裂与无根的论说 中国宪法研究在中国的宪法研究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或许就是对实践问题域学术意义的简要概括。[12] 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9］78依据革命教化政体的内涵，就可认为中国现行宪法文本的性质主色调不仅是革命的、政治的，而且还是教化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宪法学者要比西方国家的宪法研究同行更为辛苦。

但由于笔者已经对中国宪法研究本身所应涉及的中国主权、宪法权力、宪法权利、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宪法实施方式等问题做出了相应解释[12]，故在此不予赘述，从而直接论及扩展问题域的学术意义。[17] 详尽解释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在这个意义上，形式平等的主权概念与军事征服和不平等贸易密切相关，最终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13] 详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在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另外，笔者在阐释解释、问题与对策的过程中，不可能涉及现实制度与制度现实的全部内容，而只能依据笔者的偏好为标准选择相关内容，从而展开个案式的学术操作。第二，实践问题域对形成理论范式的涵养作用。

［2］642—643 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以来中国主权所具有的外迫性与被动性、工具性与实用性、整体性等特点就可以理解。在中国宪法的制度现实中，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是政治主权系统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并由此也带来了法治与政治的高度紧张，这种制度现实不仅证明了研究中国主权或制宪权的合理性，而且也在提示研究中国主权或制宪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⑥]如此看来，张翔博士的研究在根本上并不是纯正的中国宪法权利研究，而只能是德国宪法权利教义学的再阐释，其对中国宪法权利的体系化思考也就只能是再阐释的注脚而已。[14] 所谓自己的，就是形成中国宪法学者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否则，就是别人的。

（3）行动—策略部分，指意识形态经由对历史与现实进行认知—阐释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的过程。二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公共政策具有绝对主导权，并通过主导公共政策引领中国的政治发展。

如在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的学术意义解释中所指出的，基本与内生问题域规定着中国宪法研究的范围与方向，但范围与方向的明确并不等于研究成果的厚重，而要使中国宪法研究达到相当的成熟程度，最为重要的是对扩展问题域相关主题的建构型研究。关于扩展问题域的学术意义，当然可以认为扩展问题域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的深化与丰富，扩展问题域为实践问题域的展开提供了分析框架、学理资源，如此等等。另外，问题的类型既规定了解释的方向，也限定了解释资源的选择与利用。从基本问题域来说，西方国家的宪法研究也并非从唯一的角度——比如法律——来看待宪法的性质，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多元角度研究宪法的性质乃为西方的学术常规。

在这一意义上，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就居于前提性地位，或者说，特定的问题意识决定了研究目标与研究路向。理论分析框架的真正建立，就成为了扩展问题域的研究重点与紧迫的学术任务。

笔者曾指出：比较宪法学研究应该是在国别或特定区域宪法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寻找共性或厘清差异为基本目标，通过恰当的标准对两个以上政治实体的宪法理论、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所做的比较研究。这里之所以使用形式上这一限定，是因为如果不能从内生问题域出发给形式赋加中国的内生之值，那么，这些研究依然有陷入挂狗肉卖羊（洋）头境地之虞。

在朝贡体系已经崩溃的情况下，中国主权建设显然不能依托这一制度体系，所以，就需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总体置于新的世界关系或海洋关系之中，从而在国际关系的范畴内严格区分内外，将中国从一个无分内外的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帝国转化为一个主权国家，［2］731但在由帝国转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支撑已经崩塌的朝贡体系的统治与治理之道就不再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恰如汪晖教授所说： 内外观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传统朝贡体系及其礼仪系统丧失了意义。笔者的问题意识即源于此。

[⑤] 详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载于《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这种扩展依然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即核心概念内部次一级概念间关系的认知扩展与不同核心概念及其次一级概念间关系的认知扩展。从西方输入的主权不仅需要做出解释，而且也需要建设。相对于理论范式的建构次序，就要坚持实证分析方法的优先性，从而为价值或规范分析方法的运用奠定前提和培育土壤。

伴随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与八二宪法颁行三十周年，各种关于中国宪法问题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的文字如潮而出，令人目不暇接。对于中国宪法研究者来说，由于个人的学术偏好与学术积累不同，所以，学术资源的量与质和学术资源的利用方式也一定会有所不同，但在这种种不同之中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国宪法学者必须走出学科壁垒，必须走出规范宪法学的狭小学术天地或对中国宪法规范化实施的自语自话。

若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各国的主权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需要附着在某个人或机构上，这事实上就是关于主权的一项基本原理。不仅需要考虑以公民为主体的各类宪法权利，同时，也要将以阶层为主体的宪法权利扩入其中。

就共性寻找而言，其主要目的是要总结规律，这种规律或许就是普世性的，从而成为各国宪法应该恪守的标准或制度设计底线。在中国宪法的现实制度中，存在着以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主权系统和以人大为代表的治理主权系统，这种现实制度不仅要求中国宪法学者关注主权或制宪权问题，而且还要求从中国宪法文本整体性质的角度结构化地关注中国主权或制宪权问题，所以，回避或放弃主权或制宪权的学术想法就极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问题意识。